“这不是你的丑，是社会的耻辱”
　　从2003年7月开始，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、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与曾飞扬一起，开展一项工伤课题调查。他们对珠三角地区38家医院、1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582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，涵盖的地区包括顺德、中山、东莞、惠州、广州、深圳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71.8%的企业发生过很多工伤，来自农村乡、镇和县城的工伤者分别占工伤者总数的70.2%、15.4%和10%，城市户籍职工受工伤的只占4.3%，其中大城市的工伤者只占1.6%。
　　绝大多数工伤者是青年人，平均年龄26岁，31岁以下的占81.6%，17岁以下占4.5%。接近六成的工伤者未婚(55.8%)。
　　发生工伤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机器轧伤和割伤，占75.8%。受伤部位最多的是手指。被调查的工伤者总共有401人手指受伤，占受伤者总数的69%，受伤手指765个。
　　在现单位工作1年内发生工伤的占调查总数的75.1%，其中，新上岗发生工伤的占14.8%，上岗几个月之内发生工伤的占31.1%，上岗1年左右发生工伤的占29.2%。
　　工伤发生最多的行业是五金(32.3%)、家具(13.1%)、电子(8.1%)和建筑业(5%)。
　　工伤最多的企业是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，其工伤比率高达53.9%，其次是外商独资企业，比率达到26%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伤发生率只有3.5%和1.9%。
　　61.7%的工伤者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。工伤者所在企业建立了工会的只占11%。
　　66.3%的被调查者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，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0.18小时。超过五成(50.9%)的被调查者经常加班，加班的时间最短的是1小时，最长的8小时，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没有任何休息日。
　　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。正常发了工资的企业只占20.3%，减发工资的占16.4%，没有发工资和不知道有没有工资的分别为24.5%和38.5%。
　　在整理材料过程中，谢泽宪常常是看着看着就痛哭起来，需要很久才能平静下来。
　　她特意设计了“伤者能否得到外界帮助和支持 ”一项。结果发现，朋友、老乡、同事、家人对工伤者的关心程度非常高。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、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、维护女工权益的妇联等机构，理论上应该都是工伤者最强大的后盾，而事实上，来自它们的关心却几乎看不见。
　　她最后得出了“工伤问题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，也是影响广东和其他省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问题”的结论。“高速发展的GDP掩盖了工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，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。”
　　谢泽宪分析，工伤的后果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工伤者生命和健康权益受到的重大伤害，其次是企业的经济损失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。
　　由于工伤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，广东的工伤问题又演变成为外省农民问题和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。由于工伤发生较多的企业中有很大比例的外资企业，工伤问题又可能演变成目前备受关注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。由于工伤者的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，走投无路的打工者又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。
　　谢泽宪观察到，刘先进们不太愿意把受伤的手露出来，受伤的阴影一直还留在心上。“其实他们完全不必这么自卑。要知道，这不是他的丑，是社会的耻辱。”
　　谁弄断了他们的手？
　　根据广东某媒体报道，1998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工伤个案就达到了1万多宗(多数都是断指事故)，引起了中央重视。中央四部委专门派来一个联合调查组。当时的情况相当严峻：深圳宝安区沙井镇青海电机厂，半年内竟然连续有48名员工断指。这家媒体还报道说，从1998年起，地方劳动部门已经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。
　　6年后的今天，情况如何？
　　我没有查到官方公布的数据。
　　“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，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”，这是曾飞扬的判断。他是这样推算的：工伤探访项目有5个固定的志愿者，每人联系4家固定的医院，每次在每家医院至少完成5份探访表格。每个月探访3次。1年下来至少就有3600张表格，也就是3600起工伤事故。而在珠三角，拥有手外科的医院总数超过100家，志愿者能接触到的，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受伤工友。他的推算得到了一些关注劳工问题的专家的认可。
　　常驻珠海、为外来工低价甚至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乐祥国，正在调查珠海某企业，该厂1年内发生了58宗断指事件。
　　十余年间，珠三角经济蓬勃发展。可创造这个奇迹的打工仔、打工妹，工资水平仍维持在十年前，仍在承受工伤之痛。
　　谁弄断了刘先进们的手？机器！是机器吗？
　　曾飞扬认为，珠三角工伤事故频发，原因首先是部分企业机器设备陈旧老化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在一片“引进外资”、“发展经济”的呼声中，很多被国外淘汰的机器设备被“引”了进来。“法院对深圳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，经专业机构鉴定，该企业的设备是20世纪20年代出厂的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。”
　　培训不足、仓促上岗也是主要原因。记者在医院调查的四十多位伤者中，没有一位承认自己受过安全生产培训。
　　周立太律师，因为替工伤民工打官司而名扬全国。深圳是他的发祥地。“断一只手，企业以前只需要赔几千、几万。我周立太帮民工打官司，他们要赔几十万、上百万。那些企业跑到政府去诉苦，说有这样的律师在这里，我们呆不下去了。”
　　最后，周立太黯然离别深圳。
　　曾飞扬们，虽不曾面临周立太的窘境，但也举步维艰。采访中曾飞扬一直强调，我们很注意把握分寸，我们不是工会，我们只是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，有的底线，我们是不能碰的。
　　工伤者出院后去了哪里？如何生活？
　　记者拨打他们留在探访表上的手机号码，几乎全部停机。
　　广东商学院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曾对他们做过追踪调查。他们有的回了老家，靠着赔偿的钱开个小店，有的还在广东，等待着漫长的诉讼。
　　根据法律先仲裁后起诉的规定，外来工诉讼成本越来越高，这让工伤者苦不堪言。一个普通的工伤案件，伤残外来工正常的诉讼时间长达1070天。大部分人由于诉讼时间过长，不得不放弃，最终导致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。
　　曾飞扬有很多想法，但资金的匮乏、身份的限制使得很多想法只能停留在纸上。“我很想建一座工伤纪念碑，就在工伤最多的珠三角。我们不能让打工者流血又流泪。”
　　“为什么不做呢？”
　　他沉默。“这该是政府做的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” 本报记者 蒋韡薇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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